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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案说法委托创作合同纠纷案件裁判要点探究
作者:admin      发布时间:2019-08-09

  因委托创作合同的尾款没有支付,编剧甘文瑾将北京元恒影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恒影业公司)诉至法院,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判令元恒影业公司赔偿甘文瑾18000元及相应利息损失。

  原告甘文瑾诉称:其与元恒影业公司签订了《电影编剧聘用合同》,约定元恒影业公司聘用甘文瑾担任其计划摄制的《爱在乌审旗》(暂名,后来拟定片名《风沙吹不走爱》《爸爸的油画》等)电影编剧,双方约定税后稿酬共计60 000元,分订金、一期稿酬、稿酬尾款3次支付。2016年7月23日甘文瑾将剧本发至被告指定邮箱。按合同约定,甘文瑾在完成各个阶段创作,将工作成果提交被告后,元恒影业公司应分别在3天内提出书面修改意见,否则,即视为元恒影业公司认可甘文瑾提交的工作成果。甘文瑾2016年7月23日提交剧本后,元恒影业公司3天内并未提出书面修改意见。此后剧本进入拍摄筹划阶段,双方就片名、剧情、人物设置一直有电话和微信探讨。之后甘文瑾多次要求元恒影业公司支付稿酬尾款18 000元,元恒影业公司均以电影播出频道负责人要求修改剧本细节为由拒绝。2016年8月3日甘文瑾又将根据电影频道负责人修改意见的改后剧本,发至元恒影业公司指定邮箱。此后甘文瑾多次通过电线元,但元恒影业公司拒绝支付。

  被告元恒影业公司辩称:1.甘文瑾的作品并没有达到资方的要求,元恒影业公司早已告知甘文瑾,且甘文瑾无异议;2.被告已经按照合同的约定通知甘文瑾解除合同,故不应支付剩余款项。

  法院经审理认为:第一,双方签订的《电影编剧聘用合同》已经解除。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甘文瑾工作不能达到元恒影业公司要求,导致本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的,元恒影业公司可以通过书面形式通知甘文瑾而解除本合同。2016年8月31日,元恒影业公司通知甘文瑾“不做了”,应视为其发出终止合同权利义务的解除通知,虽然其未以书面方式通知,但在甘文瑾能够收到并知悉解除通知的情况下,元恒影业公司的通知方式并不影响该通知的效力。虽然双方合同约定以电子邮件方式进行剧本发送和接收、被告应当在收到剧本3日内提出书面修改意见,但双方签订合同后,关于片名、剧本内容的修改均在甘文瑾与元恒影业公司法定代表人阿拉腾包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有多处体现,亦无证据表明双方实际使用邮箱及书面的方式进行了剧本修改沟通,且双方在微信记录中,均未对以微信探讨剧本修改的方式提出异议。在 2016年7月26日甘文瑾与阿拉腾包及第三方的微信聊天内容中,甘文瑾与阿拉腾包甚至对剧本框架的修改进行了探讨。因此,可以确认,在合同实际履行中双方对剧本修改提出方式进行了变更。

  第二,元恒影业公司应当支付剩余稿酬尾款18 000元及利息损失。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 结合案件情况,虽然合同已经解除,甘文瑾仍有权就已经履行的部分要求赔偿损失,理由如下:在合同并未明确约定认可剧本的标准的情况下,元恒影业公司应当对剧本不符合质量要求负有举证责任。剧本创作活动的评价标准不同于一般委托合同,受托人创作完成的作品是否得到委托方认可,存在很大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如赋予委托方随意否定剧本的权利,显然有失公平。故在元恒影业公司解除合同之后,是否应当进行赔偿,须对元恒影业公司否认剧本质量理由的正当性进行考量。在元恒影业公司未举证证明剧本质量不符合其要求的情况下,对于本案剧本质量的认定,应从以下两方面考虑:一方面,从剧本质量方面看,元恒影业公司作为委托方,否认剧本质量的理由并不足以影响合同目的的实现。本案中,双方均认可合同目的为创作剧本进行拍摄,宣传当地民俗、讴歌少数民族青年的发展,从甘文瑾与阿拉腾包的微信记录可知,双方仅就片名、油画细节、赛车等情节进行讨论和调整,并不涉及剧本主要脉络发展、人物设置等结构性缺陷或者文字描述低劣、表达主题偏离等影响剧本整体质量、阻碍合同目的实现的实质性问题。虽然元恒影业公司表示还应当以案外人导演和播出平台满意为剧本质量依据,但无证据表明双方对这一剧本质量标准进行了约定。另一方面,从元恒影业公司提出解除合同的阶段来看,其解除理由难谓正当。本案中,从双方合同约定可知,剧本创作包括故事梗概的编写和定稿的编写两部分,在故事梗概创作完成后,就已经能对剧本主要内容进行初步判断,且双方已经履行至剧本定稿阶段,此时再提出剧本质量问题,亦不符合合同法诚信、善意、全面履行合同的要求。

  委托创作合同本质上是委托合同的一种,从委托合同解除条件的角度上看,合同法中对合同解除的一般条款规定在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三条为约定解除,第九十四条为法定解除,法定解除包含不可抗力解除、预期违约解除、不履行主要债务催告解除、违约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解除四种情形。而委托合同系由受托人以委托人的名义,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是基于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的信任关系而建立的合同。信任关系具有一定的主观任意性,在当事人对对方当事人的信任有所动摇时,就应不问有无确凿的理由,均允许其随时解除合同。[1]因此,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还规定了当事人的任意解除权,当然此种任意解除权的形式并不是毫无约束,如果行使任意解除权,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事由外,应当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可能以多种不同的理由要求解除委托合同,而法庭亦是依据当事人的主张对合同解除条件进行判定,从而对是否应当解除合同予以认定。实践中,当事人提出最多、争议最大的理由为“违约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解除条件”。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情况下,可以解除合同。此种情况下,如何对迟延履行、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进行解释,成为认定的关键。笔者认为,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系对违约程度的描述,只有在违约构成根本违约,影响合同目的实现时才可以依约解除合同。在“北京荣宝虹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诉李龙云委托创作合同案”中,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作为委托方的荣宝虹宇文化传播公司现主张不再使用李龙云创作的剧本拍摄电视剧,其委托创作的基础已不存在,且荣宝虹宇文化传播公司在一审中明确提出解除协议,故一审法院判决解除双方的协议是正确的。”[2]该案中,委托方委托创作剧本的目的是拍摄电视剧,委托方表示不再使用受托人的剧本进行拍摄,合同目的落空,此即为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典型。

  委托创作合同中最典型的就是委托创作剧本类合同。在该类合同中,双方会将“剧本质量符合委托方要求”作为付款条件,而该标准本就是非常主观的标准,发生纠纷时委托方均会否认剧本质量,认为剧本质量不符合要求,从而拒绝支付款项。此种情况下,对剧本质量需要做综合认定,一方面,剧本作为“一剧之本”,后期的电影、电视剧制作均需以剧本为基础展开,拍摄亦是创作剧本的根本目的,而电影电视剧制作需要投入巨大的成本,委托方作为投资方必然要承受比编剧更大的风险,如果简单认定委托方无权解除合同,则不利于委托方权益的保护和市场利益的平衡;另一方面,“剧本质量符合委托方要求”判断较为主观,亦不宜简单因委托方的否定认为剧本不符合质量要求。

  具体而言,在认定剧本质量是否符合标准时应综合以下因素:其一,委托方与受托方的关系和合同签订过程。事实上,委托方对受托人的选择必然是经过考察和了解而建立信任关系,从而进行委托。受托方的资质、双方订立合同的过程亦能看出委托方的斟酌与选择过程,这也从另一个层面反映剧本不符合质量要求的可能性大小;其二,审查每一次剧本及修改稿交付时双方的反应及更改的部分。剧本委托创作往往分阶段进行,第一步为故事梗概和人物场景设置,在此部分完成后交委托方审阅,无异议后进一步进行创作,而委托方一般会对每一步创作成果及时进行反馈,此时,如果委托方并未就主题、整体结构、脉络、重要情节设置等实质性内容提出异议,则不应视为剧本质量不符合要求。其三,委托方实际使用的剧本中受托方创作的贡献率。一般情况下,委托方会因为受托方的剧本不符合要求而另行委托他人创作,在已将剧本拍摄的情况下,将最终剧本与受托方创作剧本进行对比,从而得出剧本质量不符合要求的比例,以确定剧本与委托方意愿的背离程度。

  一般而言,在委托方提出修改意见之后,受托方应当按照委托方的要求进行剧本修改,以实现合同目的。而委托方提出意见往往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多次、持续进行提出,而受托方亦根据各个阶段的意见逐步进行更改,进而完成剧本创作,每一步的修改与意见均是当事人履行合同的具体体现,而双方均应当积极、勤勉地履行义务以实现合同目的。

  上文所写案例中,就涉及剧本迟延交付的问题。在合同中约定了明确的剧本交付时间、意见反馈时间、款项交付时间的情况下,迟延交付的判断较为简单。在一方迟延履行或者双方均迟延履行的情况下,迟延履行是否需要承担违约责任、是否达到合同根本目的无法实现的解除条件均需要结合具体约定和双方实际履行情况进行判定。

  如果一方迟延履行,对方受领未提出异议且继续履行,则表明其同意合同继续履行,如确实存在损失,可以要求承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如果双方均迟延履行,相互未提出异议而继续履行,应当视为对合同履行的变更、477777开奖现场对违约责任互免还是应当各自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在“重庆帝华广告传媒有限公司与四川美术学院、周宗凯委托创作合同纠纷上诉案”中认为:“当事人双方基于前期搭建的良好的合作关系,在合同的实际履行中并未严格执行合同关于付款时间和完成动画片时间的约定,对此,当事人双方并未对对方的延迟履行提出异议,也未按照合同约定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并终止合同,而是继续履行合同。本院认为,当事人双方在合同的履行中事实上已达成了互不追究违约责任的一致意思表示,在本案中又分别以原合同约定主张违约责任,没有合同基础,本院不予支持”。[3]显然,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在双方均迟延履行、相互未提出异议而继续履行的情况下,应当视为达成了互不追究违约责任的合意,因而无须再就各自行为承担责任。笔者认为,双方受领对方的迟延履行,仅能表明继续履行合同的意愿,而要说存在互免责任的意思表示,尚缺乏依据。因为从理论上看,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必然通过明确的言语或者行为来进行外化和推断,合同法亦规定双方均存在违约行为时各自承担违约责任,且实践中双方均迟延亦会存在迟延程度不同的情况,对责任的免除系事关各方重大权益,不宜直接认定互免,而应视为双方对继续履行无异议,继续可以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但是,从司法裁判的角度而言,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处理方式更符合审判规律,此种互免的认定省去了对违约责任是否成立、是否能够互相抵消的判定,对于提高审判效率具有重要意义,如果确实存在双方互免部分差距较大的情况,亦可将违约严重程度纳入成果交付和款项认定的考量之中。

  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在委托创作合同纠纷案件中,尤其是剧本委托创作合同案件中,解除后果争议最大的两个问题为剧本的归属和赔偿损失的数额。

  著作权法第十七条规定,受委托创作的作品,著作权的归属由委托人和受托人通过合同约定。合同未作明确约定或者没有订立合同的,著作权属于受托人。由此可知,委托创作作品的归属还是依据“有约定从约定,无约定归受托人”的原则进行确定。然而,在合同解除以后,原则上看,双方合同权利义务终止,此时一律依据约定确定剧本归属恐难寻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八条规定,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因此,如果合同中明确约定合同解除后剧本的归属问题,应当属于结算和清理条款,继续发生约束双方的效力,故仍应依据约定来确定剧本归属。但是,当合同没有约定剧本归属或者解除后剧本归属问题,则仍应当依据著作权法的规定,确定著作权归属受托人。

  有论者认为:剧本委托创作是以投资者对创作者的创作能力、人格的信任、信赖为基础的,这也是贯穿始终的,即“人”的因素在剧本创作、合同履行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影视拍摄又是一种市场行为,需要大量投资,投资者会承担着巨大的市场风险。[4]因此,应当“贯彻诚实信用原则,平等保护投资人和作者合法权利,注意维护作者利益”。[5]笔者同意该责任分担的原则,结合审判经验,笔者认为司法裁判中,对该原则应做如下理解:不宜容许委托方轻易否认剧本质量,否则,委托方权利的过度扩张必然会指引委托方随意否认剧本质量而损害本就相对弱势的受托方权益;也不宜轻易确定剧本质量符合约定,否则,委托方可能还未拿到能够拍摄的剧本就已经因各种委托创作而负债累累,不利于委托方权益的保护。本质上看,委托方作为市场影视剧投资者,剧本成本亦是其成本之中的重要部分,其进行负担实属应当,而成本的界限范围亦是受托方权益的范围。故从某种程度上说,在平衡双方利益的基础上,对受托方的权益需做一定程度的倾斜保护。

  在判定合同解除赔偿数额时,应当以平衡利益为原则,综合考虑如下因素进行酌定:双方违约的程度和主观恶意、受托人对最终剧本的贡献率、否认剧本质量的理由合理程度、已经创作完成没有争议部分的比例。在委托人另行委托他人创作了最终剧本的情况下,应当将受托人创作的剧本与最终采用剧本进行对比,以量化赔偿金额,使赔偿金额更符合合同履行情况,更加公平合理。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张某某诉海宁润禾影视有限公司委托创作合同纠纷案”就非常巧妙地运用了此种方法。该院认为:“要评价剧本二稿对剧本定稿的贡献,需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1.剧本二稿和剧本定稿都是在张某某之前完成的人物小传、故事大纲、分集大纲、剧本一稿的基础上再行修改完成的作品,且润禾公司已支付相应报酬,因此两者在人物设定、剧情走向、剧情设置上的雷同,在所难免,因此剧本二稿中在剧本一稿中已存在且未作修改的内容不应视为对剧本定稿的贡献。2.剧本定稿设计了一把勃郎宁手枪作为谍战标的物,并将谢乃恩和秀芬改成亲生父女关系,并围绕这个关系修改和重新设置大量剧情,这种修改相对于剧本一稿、剧本二稿都是一大创新。3.张某某在剧本二稿中新增的剧情中的大部分已被剧本定稿在修改后采用,张某某在剧本二稿中进行的部分文字修改被剧本定稿采用。4.剧本定稿在剧本二稿的基础上增加了部分剧情并对原有剧情进行了修改,同时还对剧本二稿中的部分文字作了修改。5.剧本二稿中未被剧本定稿所采用的修改内容同样是润禾公司认可的已完成作品的一部分,客观上也会对剧本完善起到一定作用。综上,该院酌定剧本二稿对剧本定稿的贡献率为40%。”[6]

  总之,剧本委托创作合同是基于“人”的信任关系而订立的合同,认定剧本的质量和解除后果的分担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很难有通用的规则适用于每一个案件,因而,在司法实践中,仍需要法官在把握上述基本原则的情况下,根据合同签订情况、履行过程等具体案件情况来综合确定。

  [1]崔建远:《合同法(第二版)》第646页,2013年7月第2版,2014年4月第3次印刷。

  [3]见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12)渝高法民终字第00115号民事判决书。

  [4]陈锦川:《著作权审判原理解读与实务指导》第52页,2014年1月版。

  [6]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浙04民终558号民事判决书。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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